化学工程学经过百年发展_化学工程的感想与展望

万坚 郭霖

党团结带领中华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化学工程学经过百年发展，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化学工程学经过百年发展，而雄厚的物质基础背后就是我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顾党领导工业发展的历程、总结党领导工业发展的经验，既可以增强我们对党领导工业发展的自觉自信，也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党领导工业发展的事业带来智慧和力量。

一、党领导工业发展的历程回顾

党对工业发展的领导，始终依托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需求，经历了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不断解放和发展工业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过程。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党领导工业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因此，这一时期，党领导工业发展的重点就是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目标，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工厂主，建立完善基本的工业保障体系。而这一时期内，又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1）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碰撞（1921年－1931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央苏区建立。在国民大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认识，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方式逐渐从大罢工转为人民解放战争，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从一开始的“打倒资本家、将资本家的产业组合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转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2）土地革命中的初步探索（1931年－1937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中央苏区建立到“七七事变”。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这是党第一次独立地领导工业发展。这一时期，党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兴办了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等32家国家工厂[2]，积极推进工业建设。从行业类别看，当时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军事工业。[3]这一时期，党领导工业发展坚持国营工业为主，生产合作社的工厂作为重要补充，同时，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在领导工业发展过程中，对国家工厂中出现的一些“不可忍耐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厂长负责制”、“三人团”方式等企业管理体制[4]，这些经验做法后面被广泛运用到国营工厂内部建设上。

（3）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的蓬勃发展（1937年－1949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七七事变”到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七七事变”以后，党对工业的领导分为两块，一方面是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是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发展。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按照“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大力发展纺织工业、造纸工业、化学工业等民用工业，同时，创造性地举办了多次工业展览会，极大地激发了边区生产热情。在所有制方面，公营工厂、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厂、家庭手工业和小型手工作坊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了共同发展。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实现“自力更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5]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发展方面，为满足敌后根据地需要，党对兵工厂的布局进行了科学谋划，将兵工厂分散在各个敌后根据地。为提高兵工厂的生产效率，八路军军工部对工资制度实行了重大变革，由一开始的津贴制转变为计件工资制，既保证了兵工厂兵器的生产质量，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党和军队高度重视科研创新，1940年成功制造出硫酸，随着工艺的不断改进，到1943年，硫酸、硝酸的日产量分别达到3000斤和1000斤，生产效能大幅提升。

（4）党的工作重心转换前的准备（1949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至新中国成立。随着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这一时期解放区越来越大，党领导工业发展的重点变为接收、保护并恢复新解放区工厂生产，同时，摸清全国经济的底数，提出在全国范围推进工业化的构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认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思想，这是这一阶段党领导工业发展的重要贡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化发展统一了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党领导工业发展成为经济建设的主旋律。而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国内战后恢复阶段（1949年－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党领导工业发展的重点，是接管官僚资本工矿企业，防止资本投机，维护金融和市场稳定，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大力开展国营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发动和组织劳动人民参与工业企业的管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对于民族资本，坚持“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7]。工业产业方面，重点恢复矿山、钢铁、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等，同时注重纺织等轻工业恢复生产，这一阶段，恢复的重点是重工业，但是，轻重工业的比例相对协调。在工业产业区域分布上，东北成为我国的工业基地，同时兼顾内地工业发展。

（2）社会主义工业过渡阶段（1953年－1956年）。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外部发展机遇。经过3年的民主改革、经济恢复，工业产业得到了复苏，但是，我国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改变这一面貌，党在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党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部署。一方面，在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冶金工业、重型矿山设备、机床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兵器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航空航天、电子、核工业等新兴行业开始在新中国萌芽。为保证党对工业的领导，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工业战线，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大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序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委托加工、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完成了全国99%的私营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减轻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工作热情。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在“一味图快”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改造出现了一些偏差。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改善了工业产业区域布局，同时，这一阶段也呈现出以重工业为主、管理体制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审批权集中于中央）、东北地区优先发展等鲜明特点。

（3）自主初步探索阶段（1956年－1957年）。在过渡阶段，我们党就逐渐认识到通过“斯大林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我国有些“水土不服”，便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八大前夕，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探索了我们党领导工业需要处理的几对关系，比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针对“一五”时期暴露出的问题和我国国情，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确定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更加重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协调、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协调。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与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明确了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国内的主要任务，肯定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8]思想，为搞活工业经济提供了新思路。尽管自主探索很快被中断，但是这一阶段形成的一些理论探索，打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党领导工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4）“畸形”发展阶段（1957年－1978年）。这一阶段历经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工业重大项目相继投产，钢铁行业领域，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相继建成投产，钢铁产量在波动中不断提升；石油领域，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得到开发，石油工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进一步丰富了工业产业门类。在生产单位方面，国营工业在大发展的同时，地方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和农村社队工业不断崛起，特别是农村的社队企业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埋下了“种子”。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轰轰烈烈推进“三线建设”，相继建成贯通东西南北的主要交通干线，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结构弊端得到了客观的承认，经济体制在“放权”和“收权”过程中不断徘徊[9]。到70年代后，随着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缓和，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技术封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四三方案”启动实施后，我们迎来了第二次对外引进的高潮[10]。

之所以称这一阶段为“畸形”发展阶段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经济发展环境相对不稳定。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产生裂隙、甚至一度交恶，中美关系在冷战帷幕下、到1971年才开始破冰，国际上对中国的技术、经济封锁长期存在。同时，国内“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工业企业长期处在非正常状态，比如：“大跃进”时期的“以钢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工停产等。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暴露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源错配、资源使用效率低等问题相对突出。在工业与农业资源分配方面，偏向于工业，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在重工业与轻工业资源分配方面，偏向于重工业，特别是在“大跃进”过程中大炼钢铁，由于技术不成熟1108万吨的钢产量合格的只有800万吨，既破坏了环境、又浪费了大量资源。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1]。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党领导工业发展正式进入新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1991年）。随着中美、中日关系升温，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在国际正常交往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内经济、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的落后。这一时期，党针对国内各类物资“短缺”的现状，允许非公产业发展，既解决返城青年的就业问题，同时，促进了轻工业发展，释放了经济活力，轻重工业比[12]从1978年的0.62上升到1991年的0.96。从所有制角度看，全民所有制工业快速发展，总产值从1978年的3289亿元增加到14954亿元[13]；非全民所有制工业同样得到快速发展，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1年的35.7%（其中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分别从1978年的4.4%和4.0%上升到1991年的10.6%和10.4%），个体工业总产值从无到有，到1991年，个体工业总产值占比已达到5.7%，中外合营工业、华侨或港澳经营工业、外资经营工业开始不断涌现。产业布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中西部地区工业产业开始搬出“深山老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领导工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方面，通过“利改税”“拨改贷”“利润包干”、股份制改革等方式，持续深化国营工业的改革；通过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等，进一步提升了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认识；通过清理“三角债”，进一步加深了金融对工业产业发展的认识。对外开放方面，党不断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断下放外贸经营自主权，1978年将外贸经营自主权下放至广东、福建，1979年9月扩大至北京、天津、上海，1979年底扩大到沿海、沿长江省区，逐渐形成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对国外资本、国外技术、国际市场更加重视。在开放政策红利影响下，党作出从内地向沿海的工业布局的战略调整、“大三线”工业的战略调整等，东部地区成为工业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2）“短缺”解决后、需求不断扩大背景下的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2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工业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工业生产门类更加齐全，开始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党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组建特大型企业集团、债转股、国家机构专项资金、国企上市变现、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举措，国有工业企业个数逐渐下降，从1992年的10.33万家，下降到2002年的4.11万个，但工业总产值却从17824.15亿元增长到45178.96亿元。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大部分国营工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二是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将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这一阶段，非公工业企业数从1992年的1.42万家增长到2002年的11.30万家，到2002年工业总产值所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突破75%。三是进一步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发电量、焦炭、农用化肥、塑料制品、水泥、钢铁、工业机床、矿山设备、汽车、家电等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多数产品产量实现翻番。其中，电子等新兴产业开始被重视，并得到大幅增长。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随着东部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东西差距逐渐拉大，党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西部地区依托能源、资源优势，发展相关加工产业。同时，国内市场一体化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以省级单位为基础、跨地区横向联合为补充、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广泛开展地区协作的经济体系，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圈。五是货物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国内工业企业依托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为中国工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提供了机遇。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多年谈判，中国重新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局面为下一步工业企业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了宽广的平台。

（3）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2003年－2012年）。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党领导工业走上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在这一阶段，信息产业技术飞速发展，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党更加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工业反哺农业等问题。一是促进工业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为工业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数量持续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超过10%，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二是不断提高国有工业产业效益。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量不断下降，到2012年底国有控股工业数量仅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5.19%，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到2012年，国有控股工业实现的利润超过约为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国有工业主导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三是支持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私营企业数量、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到2012年底，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数量占比分别达到54.90%、16.50%，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四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下，党紧紧把握信息化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促进信息化为工业产业的赋能，另一方面，将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门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之一。五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入WTO以后，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国内工业成为党领导工业发展的方向，从2002年到200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贸易顺差快速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国际宏观环境影响，中国贸易顺差有所回落，但外贸依存度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14]。这一时期，党领导工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开展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推进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这一时期，党领导工业发展从以前的需求端管理，开始逐步转变，一方面积极挖掘内需，另一方面启动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从供给端促进工业产品升级、效能提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一是持续完善工业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实施工业转型升级规划、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规划等。二是更加重视安全监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的基本原则，建立和优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提高行业准入标准，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效能。三是紧抓科技创新“牛鼻子”。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开展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不断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在部分城市启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等，着力攻克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科技创新持续发展，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四是持续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构建起两化融合的管理体系系列国家标准，打造了一批贯标示范典型企业，降低了工业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了利润水平。工业互联网作为两化融合的切入点，到“十三五”末，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0%。五是大力推进绿色转型。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去产能成效显著，绿色低碳产业初具规模，新能源汽车推广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末，共建设了2121家绿色工厂、171家绿色工业园区。六是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搭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法、一条例、两意见”政策扶持体系，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持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力。七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高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施行外商投资法，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推广；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海工博会等重要活动，不断提升制造业国际影响力。

二、党领导工业发展的辉煌成就

总体来看，百年来，党对工业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领导工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在党的领导下，工业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发展路径，也没有完全参照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在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调节方式中不断摸索。百年来，党始终保持对工业发展的领导地位，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明确不同时期工业发展的重点，确保党的发展思路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同时，并不教条式的推进工业化发展，而是立足世情、国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

二是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党在领导工业发展过程中，既积极对外开放，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在党的领导下，煤炭、钢铁、电力、化工、机械、轻纺等传统产业不断提质升级，航空航天、汽车、电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也成为重要引擎，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多数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自主可控。

三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尖端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优势更加明显，在党的领导下，部分装备制造行业跻身世界前列，“蓝鲸1号”“蓝鲸2号”成为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白鹤滩水电站采用的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在水电装备制造方面取得新突破，“天问一号”“深海一号”“复兴号”高铁等，彰显了中国工业水平的新高度。

四是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党领导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形成了一大批精神财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比如，在领导石油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领导国防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在领导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载人航天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形成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等，这也是党领导工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一部分。

三、党领导工业发展的经验总结

百年来，党领导工业发展历经荆棘、坎坷，其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成熟的、正确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总结党领导工业发展的经验，不仅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党提高领导工业发展能力的镜鉴。

（一）坚持党的领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协调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工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要紧紧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阶段党领导工业发展就是为革命军队提供军事保障，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产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并且迅速从一个农业过渡到一个工业国，这一阶段党领导工业发展就采取了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一阶段党领导工业发展的重点就是大力促进工业生产、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局面，党领导工业发展时就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总体来看，党领导工业发展，既考虑做大做强工业基本盘，也在考虑中国国情，既考虑眼前的利益，也在谋划长期的发展，最核心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二）坚持深化改革，促进多种所有制工业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只有大力发展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党对工业的领导集中体现在对国营工业企业行政计划指令形式的直接领导。改革开放以后，党对工业的领导，已经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主要通过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加强对工业的领导，对非公工业企业则通过制定行业规划、设置行业准入门槛等措施加以鼓励、支持和引导。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解决了国营工业经营机制问题，提高了经济效益。进入90年代以后，进一步明确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深化为机制、制度的创新，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对于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党不断放宽工业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深化价格体制改革，通过市场方式引导工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激发制造业活力。总体来看，深化改革、促进多种所有制工业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重要保证，要进一步释放制造业发展动力活力，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

（三）坚持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我国东西部地区要素禀赋差异相对较大，不同地区产业发展比较优势明显。新中国成立以后，优先发展东北重工业基地，主要的工业产业优先布局在东北，部分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中苏交恶以后，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工业产业在三线建设过程中，通过行政方式，迁徙到西南地区，为西南地区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又对三线建设方案进行调整，同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建设经济特区，通过先行先试的政策倾斜，东部地区制造业飞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进入长期高速增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工业产业发展起来以后，考虑到区域协调发展，党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开始到东部地区招商引资。进入21世纪以后，中央又先后提出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来看，工业产业的空间布局，经历了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西部并辐射中部和东北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下，奠定了中西部地区工业产业的基础，同时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东西部地区产业互补性强，在延伸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具有独特的互补优势，在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中，巩固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四）坚持扩大开放，全面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利用国外市场，而且有利于吸取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设备、国际资本，充分享受技术外溢红利，在全球工业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一部分低附加值产业，逐渐从发达地区转移到发展中地区。畸形发展阶段，我们就已经意识到我国工业产业、技术设备的落后，尼克松访华以后，党迅速肯启动实施了“四三方案”，向西方引进了26个大型技术设备，用于国内化纤、化肥等行业的技术升级，大大提升了国内生产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准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蛇口工业区、通过利用境外的资金、技术、材料和国内廉价劳动力、土地，拉开了办经济特区、深化对外开放的序幕。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并推进浦东新区和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凭借着国内廉价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成为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纵观新中国工业发展历史，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工业经济相对封闭，技术水平将对落后，工业经济只是缓慢增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企业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技术水平显著提升，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值呈现爆发式增长。历史地看，深化对外开放是我们党领导工业发展最重要的成功历史经验。

（五）坚持创新驱动，自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把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毅然开始了核工业的探索，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核潜艇上的零部件、所用材料全部自主研制；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依靠自己力量，研制成功东风系列导弹。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发展伴随着一些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创新过程中，逐渐增强了中国制造的市场竞争力。随着我国工业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向产业链两端延伸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技术壁垒，而在国外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瓦森纳协定等关键技术禁止输出的制度安排下，一些技术或许可以买到，但是对于真正的关键核心技术仍然会被“卡脖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大到数控机床、电机，小到芯片、圆珠笔芯等等，一些工业产品的关键技术和生产工艺，仍然无法做到完全进口替代。而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则都会促进行业或细分领域的快速发展。纵观百年党史，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建立起核工业、航天工业的基础，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就是因为党始终坚持重要行业领域的自主性，始终要求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我们之所以能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向两端延伸，就是因为党始终鼓励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科技封锁，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六）坚持融合发展，把握信息化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方兴未艾，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进入21世纪，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开始催动第四次工业革命，衍生出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两化融合不仅扩大了工业产品门类，而且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大大提高了产品精度、生产自动化水平、经营效率。党的十六大明确“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是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后，大力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信息技术产业支撑服务能力，为“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等打下了硬件基础。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对标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等，相继出台《中国制造2025》《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不断完善“两化融合”政策体系，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在企业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的渗透，加快制造业企业生产设备智能化的改造，加快发展智能机器人、移动智能终端等产业，催生了一批基于互联网与制造业相融合的新业态。正是因为我们把握住了信息化的历史潮流，积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才实现传统产业的提质升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加速了模式业态的创新。

（七）坚持工农互促，实现工业农业协调发展。农业为工业提供产品、要素、市场以及必要的外汇，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工业化路径发展，而是采取了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新中国而言，农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过程中，做了极大的贡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长期轻重工业比重失衡、农业工业发展失衡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恢复，乡镇企业逐渐发展起来，既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成为计划生产外的重要补充，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在总结历史经验后，我们最终走上了工农互促的路径。总体来看，我国工业与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农业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暴露出一定问题，但是最终回到了工农互促的发展路径上。没有农业对重工业发展的支撑，我们很难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迅速过渡到一个工业国家；没有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也可能像苏联一样、在经济失衡下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作中心的转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开始协调发展，特别是21世纪后，工业与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农业为工业提供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而工业也为农业提供了更多的机械设备、化肥等，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从此，促进了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良性循环。

（八）坚持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促进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一方面，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等要素和需求市场。按照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看，在工业化前期，往往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则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发展。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农业户籍与城市户籍两种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要素之间的流动性非常低。在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恢复，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工业化，同时，工业化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末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基本区域协调。进入21世纪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实现了良性互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要更加重视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城市发展活力，提高城市承载能力。

四、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验启示

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中，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更加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历史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任重道远，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依然存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窗口偏紧。站在我国加快高质量发展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交汇点，梳理党领导工业发展的百年历程，归纳总结党领导工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做法，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工业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百年来党领导工业发展的伟大成就之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准确把握工业绿色发展、智能制造发展、“两化”融合发展等的形势与任务，积极主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工业化发展的全过程，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工业化道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工业化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工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增加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更好满足人民消费升级需求。要继续推进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工农互补中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共同繁荣。要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中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使人民群众能更好分享工业发展红利。要坚持安全生产，提高行业安全发展水平，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推动安全生产和行业管理工作深度融合。

（三）以改革创新为驱动，不断释放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活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要增强工业发展的动力活力，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市场效率，巩固国有企业工业主导地位。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引导鼓励支持非公有制工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不断提升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塑造新型工业化发展新优势，聚焦量子信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领域，发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作用，整合科技资源，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技术创新体系。

（四）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着力实现“双碳”目标。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就必须推进工业绿色发展。要坚持目标导向、效率优先、创新驱动、系统推进原则，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深入实施绿色制造。要遏制“两高”项目发展，有序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支持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行清洁生产改造，推进工业节能降碳。要提升绿色低碳技术、绿色产品、服务供给能力，构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工业赋能绿色发展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格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五）以提升国家产业安全为方向，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可靠。国家产业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国家产业安全，当前最核心的就是要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可靠。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加快推进重点行业的补链强链。要持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工业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避免对其他国家进口的过度依赖。要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支持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贵州省社科院工业工经所助理研究员万坚，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霖，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项研究课题〔项目编号：LZQH2108〕的成果)

文献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数据来源：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03):67-73. ↑阎庆生.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2):66-70. ↑文献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文献来源：《中国共产党简史》。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个体经营、自有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 ↑徐必久.经济体制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演变[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02):22-27. ↑文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26页。 ↑文献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轻重工业比为轻工业生产总值除以重工业生产总值。 ↑以当年价格衡量。 ↑文献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