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严慈恺
50年春节定海翔宇塑料机械展,严曾符、严六符全家合影.
1976年定海翔宇塑料机械展,我在梨园头的水泥纸袋厂做保全工。我和父母同住在大寺中学的教师宿舍。爷爷奶奶和几个叔叔住在先农大院(河北路404号)的地下室里。
1月8号,周总理去世,担心爷爷和奶奶伤心过度,我和父母赶回了市里。
因为爷爷是周总理的南开中学的学弟,周总理又是范孙公的得意弟子,故爷爷和总理关系很好,但一直尊称总理为翔宇叔。
奶奶的家庭教师是邓奶奶的母亲,自幼称邓奶奶为大姐,故在总理和邓奶奶面前,我爷爷和奶奶的辈份就不同了。
解放后,爷爷几次见到总理,总理来津住在常德道一招时,还曾几次到重庆道老宅来下访我爷爷。
后来文革开始,历经抄家、扫地出门,67年春天,盛传二次抄家,我陪爷爷奶奶到北京避风,住在镇江胡同的叔叔家。
爷爷曾写信问候总理,但未得回信,都知道当时的政治形势,更不敢抱奢想,怕打扰总理日理国家万机。
然而忽有一天,小院中来一称是总理身边的军人,送来一瓶人参片(说是金日成送给总理的)给我奶奶滋补身体,并讲总理实在太忙,无暇接见,嘱咐爷爷奶奶保重身体。
1970年5月,我和父母、姐姐一起疏散到西郊大寺公社李庄子大队,六月又陪爷爷奶奶到北京小住。
好像是我去看电影的时候,那位军人又来看望爷爷奶奶,并称总理已了解我家在津状况,会择时想办法给予解决。
1972年,柬埔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亡命至京。
据传在他离开法国之前,法国医生向他介绍了中国的内分泌专家朱宪彝(当时朱老在天津还未获解放),因此西哈努克亲王到京后就提出了要请朱老做他的保健医生。
借此机会,在指示天津给朱老落实政策的同时,总理也提出了给严家落实政策的指示,同时还要求爷爷继续尽快完成严范孙年谱的编撰。
严修子女孙辈在城里老宅
借此东风,在1973年,我们搬回了离开7年的老宅。
但是没住几个月,因老宅高墙深院,后面又是体育馆派出所,被市局看上,几经交涉,并被告知文革没有结束,抄家扫地出门还会重复,所以不如早些卖掉,还能落几个钱。
于是以如今不可想象的廉价成交,就搬到了先农大院。絮絮叨叨,讲了这些,是为解说我家与总理的渊源。
日前,与幼时好友相会,据他在资料中调查,从49年至66年文革前,总理共接见我爷爷29次,故可想而知,因总理去世,我爷爷奶奶悲痛之极的原因了。
在电视前,爷爷恸哭流涕,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持重的爷爷的失容。
第二天姐姐就陪爷爷到了北京欲前往吊唁总理,然而被告知不接受任何私人吊唁,只好到天安门纪念碑献上花圈,以寄哀思。
二月,我和其他五个工友被派到辽宁省铁岭市的铁岭水泥纸袋厂学习连续生产线的技术。
记得四月初,我哥哥结束探亲回四子王旗时路过北京称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后失联。家里着急,曾长途电话打到铁岭,让我想办法联系。
没有几天哥哥的信到家了,一切平安,虚惊一场,可见当时通信手段缺乏,曾引起过多少人家的混乱。
接着,社会上又盛传总理遗言事件,我母亲也被牵连,在大寺中学被专案组拘扣了近两个月。
话回正题。7月27日我们六位在铁岭的工友如同平日一样,在食堂吃完晚饭,回宿舍吹了一同大牛,早早的入睡。
然而半夜虽有摇晃,仍朦朦胧胧想接着睡下去的时候,听到了亲爱的东北老乡的亲切怒吼:天津的几个犊崽子,还不下楼!房塌砸死你们了!
这才意识到是地震!于是几个傻小子赶紧滚下床铺,从四楼逃出大街。
只见多位刚刚经历过营口地震的东北师傅随口乱侃:振动是南北方向,不是北京就是老毛子那边;震级不小,别回屋了等等。
在路边又乱侃乱议一番后到厂里给天津厂里打电话,不通,查问铁路局,从北京方向得不到发车信息,这才心中遽然深感不安。
至中午,铁岭已传震中在平谷或在唐山。
计算一下,铁岭离上传两地至少六百公里,天津距之不过120公里,铁岭如此震感,天津还不全被震散定海翔宇塑料机械展?!加之厂里电话不通,几个人如同热锅蚂蚁,坐立不安。
记得当时的领队是一位69届的不足区级的“高干子弟”,平时阶级教育啊路线斗争头头是道的这位仁兄只剩流泪,不知所措。
我只好愣充大尾巴兵,找铁岭厂借了400元巨款(再次感谢铁岭水泥纸袋厂),带着其他五人的信赖与期望,只身奔赴沈阳。
得到的消息,铁路寸断,向南火车不通。立下决心转赴民航售票处。
此时已7月28傍晚,已过民航营业时间,但门口已有数人在打听买飞机票之事,心中暗想,如此发展,到明天早上,售票处肯定会大乱。
于是决定放弃晚饭,开始忽悠门口民众,为保持公正与避免混乱,我提出排队发号,并成立维护秩序小组。
我当仁不让的做组长并“公正”的将自己排在第三号(事先打听到沈阳飞北京是安24型飞机,能坐48人)。
我需六张票,前面2人再多也不会买走二十张,到明天早上再来两个比我横的,惹不起的,让给他们加个,也能保证我能买到6张票!
安排就绪,放下心来,还是觉得肚中无食不好受,又安排代理组长维持秩序,小爷转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享受了一顿细粮晚餐。
第二天一早果不其然,售票处人头攒动,幸好前夜安排有序,前十几名一起过了夜的互不相识的爷们儿们勇敢的捍卫了自己的权利。
我仍在第三名,购得六张中午飞往北京的机票,赶紧给厂里打电话,让五位工友速到沈阳集合,一起登上了今生的第一次飞机。
到北京后,坐公交到北京站,看到北京并无大碍,心中稍安,但是在北京站仍然听到天津海河决堤,发了大水。
我家住在先农大院地下室,心里比在沈阳时更觉绝望。
登上回津的火车,一路只顾窗外风景;离天津越近,沿路残缺的工厂的大烟筒越来越短,地震的爪痕给予心中的冲击越来越强。
下了火车走上了解放桥,这才将心放了下来,海河没事,还在静静的流淌!地下室不会遭殃,平静下了不安情绪,几乎是跑步回到了先农大院。
眼见到爷爷家中全员平安,又骑上只剩车架与轱辘的三十多年的进口老破车奔向越胜里(父亲因腿摔断,母亲仍被软禁)父亲寄宿的好友家中,也皆平安无事。
给父亲请安后,再奔大寺,去学校接回被软禁的母亲(因地震,专案组的人都回家了,加之母亲在学校人缘很好,我又是该校毕业的混世魔王,无人刁难),全家三口和寄宿人家一起吃了一顿久违的团聚饭,再连夜奔回工厂。
还好,厂长非常通情达理,不仅没对擅自离开学习岗位,携众借钱超标坐飞机的荒唐之举予以丝毫批评,反而夸我无组织无纪律恰到好处,能让全员平安返津,胆大不妄为,给了我们六人两日假安顿家里,8月1日必须上班,参加厂里救灾复工。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激动的一年,它给予我们这一代的震撼绝不亚于1911年给予祖辈们的震撼。
这一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先是深受人民爱戴的中国定海之针——周总理的逝去,又是朱老总的离开,加上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让历经十年动乱的祖国和人民几乎再也经不起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
然而,一丝的转机却在我家出现。
1968年被上山下乡的头脑异常聪明的哥哥,经历了73年高考,并获成绩内蒙第二名的荣冠,然而却被“一张白卷”关闭在象牙塔之外,绝望中在集宁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中专,又回到四子王旗教书。
严重腰肌劳损的他,得到同在四子王旗的同班同学的指点后,76年居然被北京体院录取!
他是长孙,在我家可能是最获爷爷青睐的后代,我对他的敬畏也几乎可以以崇拜来形容。他梦一般的大学梦的实现无疑是给全家的鼓舞,仿佛严家又有了振兴的希望。
现在才敢这样说:比9月的伟大领袖的逝去给予人民带来的悲痛更深的是不安!祖国向何处去定海翔宇塑料机械展?
这可能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担忧,全国进入了灰色的压抑的秋天,所以才有了将四人帮一网打尽后民众爆发了近似于狂欢的游行庆祝活动。
记得当时9月时没有人家敢吃面条,10月中旬切面铺前排的却是长队如龙。
中国又有了希望!
在天津,11月15日刚刚吃过晚饭一会,突如其来的第二场地震又唤醒了人们的恐怖和慌乱。
为了让老人能过上平静的春节,我和几个幼时的发小,蹬着平板三轮,送爷爷奶奶到西站,登上去上海的火车,投奔在上海的小叔叔。
然而未曾想到的是这乃是我与家中最疼爱我的祖母的最后一别!因为不适上海的冬天,本来就以衰弱的老人在上海突患肺炎经抢救无效告别了人世。
这位天津大家出身的老人在尝尽人间富贵荣华与贫苦凋落之后,在刚刚盼回家业重振的黎明中离开了我们。全家悲痛欲绝,在先农大院的地下室里设灵堂供亲朋好友悼念。
记得当时凡是接触过慈祥老人的,不论是爷爷辈的,叔叔辈的,还有我们这一辈的,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此时,已届77年春节,对1976年的回忆至此而止。
完
作者严慈恺为著名教育家严修(严范孙)的后人,1955年出生于五大道重庆道240号,1980年赴日私费留学,1981年创立日本关西中国留日学生会(系当时海外第一个中国私费留学生会)。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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