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波工程学院何心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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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前段时间发表文章《苏联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史》（欢迎搜索）。发现不少史友，对外蒙古独立的历史存在错误的理解。这引发了我对外蒙古独立史料研究，特编撰系列文章。本文为第一篇，讲述外蒙古首次独立的历史。

要了解外蒙古首次独立史，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内外蒙古，外蒙古首次独立的罪魁第8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下简称哲布尊丹巴）其人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形成史。

另特别说明宁波工程学院何心展：唐努乌梁海虽在1911年，外蒙古首次独立后宁波工程学院何心展；曾并入外蒙古。但1924年第二次独立时，苏联为全面控制外蒙古。故单方面宣布唐努乌梁海独立。1943年正式加入苏联。故1945年，1950年两次中苏和约谈判。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开谈判，且中苏均同意暂搁争议。所以1945年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与唐努乌梁海被俄罗斯吞并无关。且两岸至今未承认俄罗斯所谓“图瓦共和国”（即唐努乌梁海），坚持对唐努乌梁海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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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蒙古国标志性建筑—成吉思汗马术雕像

一．内外蒙古的出现及清朝统治制度

蒙古最早见《旧唐书》的“蒙兀”。正式出现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可汗时期，并延用至今。而蒙古作为地理名词，大抵自大兴安岭以西，长城以北，天山，塔尔巴哈台山以东，即蒙古盟旗分布的区域。在清初未入关前，漠南蒙古降清，清廷将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叛乱，喀尔喀蒙古降清，“大漠以北曰外蒙古……”。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内，外蒙古。

清末时，外蒙古分为喀尔喀，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三区。为加强对外蒙古的统治，从天聪9年至乾隆元年（1635-1736年），清廷在中央设理藩院，在内外蒙古各地设盟旗制。将内蒙古24部分别编为49个扎萨克旗，外蒙古编成86个旗。并派将军，大臣管辖。1733年，设定边左副将军，先驻塔米尔河后移乌里雅苏台，统辖喀尔喀四部，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官兵，并会同库伦办事大臣管理蒙古事务。1761年，设科布多参赞大臣，受定边左副将军节制。1762年，设库伦办事大臣，负责办理中俄边界，中俄互市事宜及监督外蒙古王公喇嘛。由于清廷始终未在蒙古设立行省，造成喀尔喀，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内蒙古分而治之。且又强制推行“满蒙通婚”“盟旗制”等，对蒙古社会造成很大的危机。由此滋生了所谓“泛蒙古民族统一运动”。

而外蒙古位于亚洲中部，境内大部分为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1500米，是中国北方的门户。与俄国接壤，且距清廷中枢北京只有三四百公里，中间也没有天然职责分险阻，易守难攻。极具战略意义，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指出：“西北形势完整，臂指相连，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1727年清廷与俄国政府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中俄疆界以贝加尔湖南之恰克图为起步，向东沿果基河，横断俄，蒙间沙漠地区至额尔古纳河，向西经萨彦岭至沙宾达巴哈。根据界约双方立有界碑，此疆界至清末未有变更。可见外蒙古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由于大量蒙古人迁往布里亚特（即现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布里亚特），并有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故存在“布里亚特蒙古”说。在“泛蒙古民族统一运动”中，曾明确涵盖布里亚特。这也引起了俄国政府和之后苏联政府警觉。下文将详解“泛蒙古民族统一运动”。

但是鸦片战争中，俄国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宁条约》《陆路通商章程》《伊犁改订条约》等。侵占中国东北，西北超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外蒙古陷入俄国夹攻下。同时俄国取得和中国合办由恰克图经蒙古至北京的邮政，在蒙古地区通商，在外蒙古免税贸易和外蒙古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立领事馆特权，打开了从科布多经归化城到北京，通州，天津；从伊犁，塔尔巴哈台经蒙古深入中国内地的几条通商路线。之后，大批俄国商队进入蒙古地区，使得俄蒙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61年“俄蒙贸易”总额不到22万卢布，1900年则猛增到1700万卢布。伴随商队而来，还有俄国所谓“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考古队”，实际是俄国刺探中国蒙古地区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从事政治，军事阴谋活动的特务人员。

另据“1891年至1908年间，由俄罗斯输出到蒙古的货物总值只增加22%，而同期由蒙古输入俄罗斯的货物总值却增加了66%，1908年俄蒙贸易进出口逆差则达五千万卢布”，巨大的贸易逆差，使俄国必须控制蒙古，以减轻财政压力。另外，蒙古丰富的矿产，畜牧资源也为俄国垂涎。1900年，俄国富商葛洛德就曾在土谢图开采金矿，赚取巨额财富。《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9页。

1900年，俄国更乘出兵中国东北之机。首次驻兵库伦。还在库伦开办蒙语翻译学校，培植亲俄势力。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号文书。

哲布尊丹巴1世唐卡（来源网络）

二．哲布尊丹巴起源

哲布尊丹巴是喇嘛教黄教派在外蒙古最高领袖。而喇嘛教黄教派起源于西藏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由著名的宗教活动家宗喀巴发起的“宗教改革”，创立了新的喇嘛教派—格鲁派，即黄教派。也是喇嘛教最晚形成的流派。但发展很快，到了16世纪中叶，在藏族社会形成占绝对优势的黄教寺院集团。黄教派为与西藏其他教派争斗，故寻求强大盟友。黄教教主索南嘉措开始与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俺答汗联系。《俺答汗传》第17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藏抄本。

1571年，西藏高僧阿辛喇嘛到达内蒙古布教，受到俺答汗接见，不久皈依佛教，敬奉三宝。1577年，又经彻辰洪台吉劝解下，皈依喇嘛教。1578年，西藏黄教派领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在集会上索南嘉措“向汉，藏，蒙古，卫果尔及僧俗人等，十万余众”讲经传法，并有108名土默特青年受戒入教。此后，黄教在内蒙古地区开始兴盛，俺答汗还在归化城广建寺院，喇嘛教僧人也源源不断来此布教。到17世纪中叶已遍布蒙古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形成实力强大的活佛转世体系。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6，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88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圆寂，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在土默特部转世。1602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由蒙古军队护送入藏。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在藏前半生约四，五十年间，由于西藏内部僧俗领主集团间及各自引进的蒙古军队相互斗争，西藏陷入长期混乱的局面。就在四世达赖入藏后第二年（即1603年），后藏辛厦巴家族（即藏巴汗地方政权）切断黄教与靠山帕主家族的联系，并不断压迫支持黄教的蒙古军队。1616年四世达赖突然死于哲蚌寺，辛厦巴.彭错南杰禁止达赖转世，并于1618年建立藏巴汉地方政权，其执政错彭错南杰之子丹迥旺布虽同意五世达赖转世，但意识到蒙古军队的威胁 ，就联合黄教以外的各派于1630年左右发动反黄派运动，给予黄教重创。善慧法日《宗教流派镜史》第109页，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0年版。

就在黄教深陷西藏各派力量斗争最激烈的时间，喀尔喀蒙古部汗王派人赴藏，要求西藏派高僧到外蒙古传播喇嘛教，即黄教派。但是，藏巴汗地方政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派遣了觉囊寺的寺主多罗那它到外蒙古传教，实为觉朗（囊）派。“觉囊”为地名，在西藏拉孜东北，因“衮邦悲精进于觉摩囊建寺，笃补巴住持之，遂大宏本宗，自此而后其法嗣相承，遂名觉朗（囊）派。”悲精进是八思巴的弟子，所以觉囊寺也是萨迦派的属寺，寺住持也都是由萨迦学成后转入觉囊派的。觉囊派采取活佛转世相传袭，到多罗那它（据藏史记载其原名为衮噶宁波，1575年出生于卫藏交界处的喀热琼尊。）已是第15世（另两说：1.前13世为追加的；2，共13世）。

由于喀尔喀蒙古人对当时的西藏教派之争不甚了解，“尚不知西藏之有萨迦派之红教与额尔德巴派之黄教也”，结果被藏巴汗地方政权“蒙混过关”。1614年多罗那它被迎往库伦被，外蒙古诸汗王尊称“哲布尊丹巴”，蒙语又称“温都尔格根”。1634年，多罗那它在库伦去世。次年，土谢图汗王妃生一子，被确认为多罗那它的转世。洛桑赤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载《论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1981年第4期。巴图尔乌巴什丘缅《四卫拉特史》第9，10页页载鲁卜桑巴勒丹《托忒文献集》，乌兰巴托1976年版。

综上，我们所说的哲布尊丹巴一世，实际是被认为多罗那它转世的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自此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体系开始出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觉囊派之所以选择当时外蒙古势力最强的土谢图汗部，就是为了与当地的王公贵族集团结合起来，以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这也得到了土谢图汗王的支持，可谓是政治交易。但要注意，哲布尊丹巴一世为觉囊派。那为什么后来成为黄派？

17世纪30年代，喀尔喀蒙古部却图台吉和内蒙古林丹汗到达青海后，加入藏巴汗政权丹迥旺布的反黄教联盟，“立誓要摧毁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消灭格鲁派”。为打破危局，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遣使天山北路，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南下，镇压反黄教势力。最终于1642年，全歼藏巴汗政权军队，擒杀丹迥旺布。藏巴汗败亡，黄教自此取得了西藏宗教大权。1651年，清廷邀请五世达赖进京，并送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瓦赤喇怚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在西藏地区声势日隆。《善说宗教流派镜史》第109页，法尊《中国佛教》第二集载《西藏后弘期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

这影响到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地位，此时其背后的觉囊派已经失势，再加上清廷支持黄教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哲布尊丹巴一世遂抛弃觉囊派，改信黄教。1649年，五世达赖正式授予哲哲布尊丹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号，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为其授格楚戒。《善说宗教流派镜史》第109页。

清廷统治蒙古后，为防止蒙古王公贵族“反叛”。一方面对蒙古王公贵族封爵，赏赐，赈恤，联姻，特权继承等优待政策。另外，还“以黄教柔顺蒙古”，对喇嘛教制定了专门的保护和奖励政策。这使得喇嘛教在蒙古有很高的权势和影响力。甚至为了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喇嘛，免除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差役，造成蒙古地区几乎每家牧民，均有1个以上的男性是喇嘛。最高峰时竟达蒙古族人口三分之二。这也成为俄国拉拢喇嘛教领袖和王公贵族，以控制外蒙古的主要原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子7（额尔额总叙）》

第8世哲布尊丹巴（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第8世哲布尊丹巴裂变与清廷矛盾

引发外蒙古首次独立的第8世哲布尊丹巴，名叫阿旺却吉尼玛丹增旺楚克，1870年转世于西藏沃卡坝卓，其父曾任达赖喇嘛宫中经济事务官员，家境颇为富有。这也使他从小喜奢侈。

1874年，哲布尊丹巴5岁，被喀尔喀蒙古王公迎到库伦，哲布尊丹巴父母一起随护，清廷赏给其父五等公顶戴。但1882年，哲布尊丹巴的父亲去世后，开始变得任性，恣意妄为，挥霍无度。[日]冈田英弘《哲布尊丹巴传记资料五年.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版第9，51。祁杰《历世哲布尊丹巴与清廷的对喀尔喀蒙古人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版第3页。

1894年，瑞典人拉尔森（可能是佛兰斯·奥格斯特·拉尔森—笔者注）首次到库伦见到第8世哲布尊丹巴后，不久便成为亲密的朋友。通过拉尔森哲布尊丹巴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并喜好西方物品。据拉尔森的《Duke of mongolia》记载：“活佛的生活极其奢华，他的身边充满他任何渴望得到的东西，用最贵和最有营养的食品，喝昂贵的法国香槟酒，穿戴最昂贵的首饰。但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我和活佛相识的这些年，任何穷人只要遇到困难，活佛都会利用他的权力尽力让这些人过得好点”。可见第8世哲布尊丹巴生活奢靡，爱享受，但在喀尔喀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另外喜欢帮助穷人。

清廷派驻外蒙古的官员与哲布尊丹巴及蒙古王公贵族及喇嘛关系多有不和，且限制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哲布尊丹巴见面时的体制礼法之争，引起双方激烈冲突。这对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王公贵族们，造成极负面的影响。

1878年，经过库伦办事大臣志刚和蒙藉官员那贝子谈判，办事大臣晋见哲布尊丹巴跪拜礼节，改为仅交换哈达。这令哲布尊丹巴大为不满，堪布喇嘛和商卓特巴登试图说服清廷撤换志刚，未予许可。几经交涉，清廷勉强答应哲布尊丹巴不必起座迎受，志刚也不行三叩之礼，自此清廷官员也未再向哲布尊丹巴行跪拜之礼。清廷各打五十大板，令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王公及上层喇嘛非常不满。

1887年，哲布尊丹巴母亲病逝，他更加肆无忌惮。1889年，第8世哲哲布尊丹巴公然藐视清廷不得擅离库伦的限制，私赴庆宁寺。但当时清廷内外交困，故未查问。这更助长了哲布尊丹巴嚣张气焰。[俄]阿.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96年7月，刚上任二个月的新库伦办事大臣桂斌提出参照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往返体制改革 驻库伦大臣与哲布尊丹巴之间的关系，再次引发双方交恶。外蒙古上层喇嘛要求清廷撤换桂斌，竟得到清廷应允。但清廷公开表示对哲布尊丹巴的强烈不满，指示新办事大臣连顺“以后遇事不可再听哲布尊丹巴一面之词”。这加剧了双方矛盾。而清廷之后推出的“新政”，将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索。李毓澍《蒙事论丛》中国台北永裕印刷厂1990年版。

外蒙古王公与俄罗代表

四．俄国对外蒙古的渗透

1905年，俄国经日俄战争中惨败和俄国革命打击，国力衰竭，内外危机四伏。遂对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在世界范围内，重点缓和同英国，日本的矛盾”。但加大对远东地区的侵略。1907年，在俄国倡议下，日俄我们没有明天公开和秘密两份条约（即日俄条约）。其中密约除划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外，还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享有特殊利益。”这标志着，外蒙古及中国西北成为俄国对外扩张主要目标，并影响之后苏联政府在远东战略。

外蒙古包括喀尔喀，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喀尔喀又由土谢图，车臣，三音诺彦，札萨克图四个部落组成。其权势由僧俗封建领主即上层喇嘛和王公掌握。俄国就首先收卖这些地方权贵。特别是重金收买拉拢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凡高人来货，首献活佛，以顺其欲”。“活佛门首，每日必有多数俄人，往来其间。并有俄文信札往返”。“活佛寺内藏有洋枪数十杆，奇异之兽数十种以及欧洲玩物甚多，皆系俄人所报效者”。哲布尊丹巴在给清廷的呈文中说：“近数年不知俄罗斯何心，甚重黄教（即喇嘛教），其布哩雅特（即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笔者注）喇嘛等来库伦寺内者日多”。随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开始倾向俄国。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18页。

同时，俄国向外蒙王公馈赠大量金钱礼品，并无偿援建俄式住宅等方式。同时不断挑拨外蒙古地方势力与清廷关系。经多年经营，在外蒙古上层王公贵族中形成了一个亲俄政权。与此同时，俄国多次在中俄，外蒙古境内炫耀武力，摆出武装占领蒙古的态度，如1908年秋，中国恰克图章京那丹珠禀报：“有俄兵三千驻扎恰克图以北俄界。并探有续行添兵等情”。1909年春，那丹珠再禀“有俄兵百名自备马匹前赴库伦，系奉现驻库伦之领事施仁玛勒福调取”。时任库伦大臣延祉认为俄国“似别有属意”。这大大增强了在外蒙古影响力，也引发了清廷对蒙患的担忧。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延祉等奏陈库伦情形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

“泛蒙古民族统一运动”提出者—伯颜帖木林·海山（后归顺北京政府）

五．清廷“新政”和三多“治蒙”失败

俄国积极拉拢外蒙古喇嘛上层和王公贵族，策动“分裂”时。清廷推出的“新政”，却将外蒙古统治集团推向独立。

由于清末以来，中国国势衰颓；无力抵抗俄国，日本对内，外蒙古的侵略。而蒙古地区向来地广人稀，边防倍感空虚，危殆日亟。再加上财政困窘。故驻边大臣，将军，都统，督抚，有识之大小官员等，不断提出筹蒙改制的奏疏，甚至提出透过放垦，即可移民实边，又可筹措经费的筹边论述。即“设省改制”，又称“蒙边新政”（简称“新政”，下文同）。其实质是以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驻其兵。经蒙古筹边论述24奏折中，持赞成者达19折。要求清廷对外蒙古，内蒙古，东北蒙边之设省改制。一言以蔽之，唯有放垦牧地，移民实边，设省改制，才能“实效管辖”蒙边。来源张启雄《蒙藏季刊》第20卷第1期载《清廷对政府官员蒙古筹边论述的抉择—以光绪帝朱批奏折为中心》，2011年3月第34-55页。

宣统元年6月（1909年7月）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鉴于“时势日急，外患更深，整顿蒙旗，万难再缓”，遂提出改革方案：“土谢图，车臣为一部，而设治所于库伦; 三音诺彦，札萨克图为一部，科布多……附焉，设治所于乌里雅苏台；并拟各设蒙部大臣一员，仿东三省总督兼将军之例。……”。以“安中夏而御强邻”。清廷旋改派三多署库伦办事大臣，宣统二年2月1日（1910年3月11日）三多接篆，但否决了其变蒙为行省的意见。不久，中央各机关督促举办“蒙边新政”之文电充斥清廷内阁军谘府。其主要政策有招募汉民，放垦蒙地，移民实边，增设州县，设官分职，练兵以固边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俄国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727-728页。

三多在到位不久即给清廷上奏道：“窃查喀尔喀四部落分隶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所有台站，卡伦，屯田，牧放等差役本极烦重，稍遇偏灾，即有不支之势”。“近来该四部落遭灾歉，人口凋零，牲畜无几”。可见，当时外蒙古人民生活已极端困苦。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三多奏为喀尔喀四部代当差使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但三多却不顾当地实际情况，推行新政太急。遍设兵备处，巡防营，木捐总分局，卫生总分局，车驼捐局，宪政筹备处，交涉局，垦务局，商务调查局，实业调查局等。除原有之满蒙大臣衙门，章京衙门，印房，宣化防营，统捐，巡警，邮政，电报各局外，库伦仅新添机关竟达20余处。可见其雷厉风行。当时所有各机关之开办经费，及经常应需之柴炭器具铺垫马匹杂用等费，悉数责令蒙古当地一律供给，蒙古地方官便向蒙古民众索取，造成民众不堪其扰，纷纷逃避，以致库伦周边各旗，竟为之一空。可见蒙古民众之不满。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79页。

再加上“三多在任，危福自擅，创争木炭税，驮捐税，商不堪界，敛征税收，以充衙门之用，蒙民不聊生”。《近代史资料第54期》载胡太才《侦蒙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而打着栏新政旗号前来外蒙古调查的朝廷官吏作威作福。“到台（即驿站）后，非索鸡鸭，即索火腿，羊肉弃之不食。无以应之，则鞭打从事。蒙人视如狼虎”。可见清朝官员之腐败无能。另外新政策所需大笔经费，主要责令上层王公喇嘛（遵部（即理藩部）章报效），每个领主少则分摊一，二千两份，多则二万余两。不少王公因此债台高筑。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志锐奏为蠲除蒙累以恤蒙情而蒙志折》（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

另外喀尔喀四盟王公对清廷在蒙古实施的殖民，设官，练兵事，特别恐慌，认为：“中国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 尤其是“殖民实边”，一面鼓励汉民移民蒙边，一面利用蒙古人负债抵押土地之机，先将蒙古人抵债之土地分给内地移民，随后在移民之在另组管理机关，设置郡县管理。这令外蒙古上自王公下迄牧民，人人自危。尤其是库伦活佛，外蒙古王公担心的新政后，喀尔喀的地位将成为中国行省，影响其统治利益。

至此，“新政”变成苛政，加深了清廷与蒙古地方间的利害冲突，迅速转变成中蒙间的族群对立，造成独立思潮日强。清廷所谓的“蒙边新政”成为“蒙人离心，改变认同”的导火索。并形成了所谓的“外蒙古独立运动”。

要特别注意的是，“外蒙古独立运动”中的“泛蒙古民族统一运动”。其主张以库伦为中心，攻占乌科后，再逐步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涵盖布里亚特，呼伦贝尔，唐努乌梁海，内蒙古（当时东蒙，南蒙，西蒙），外蒙古等全蒙各地。可见其本质为“蒙古民族主义”运动。张启雄《全蒙统一运动—喀尔喀独立的另类观点》，中国台北2001年序论。

俄国哥萨克部队

六．俄国决定策动外蒙古独立运动

清廷新政，引发了俄国的的不满。俄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蒙古拟实行的新政，中国农民在邻接我国边界的地带进行垦殖，……尤其在紧靠我国领土的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不能不使我们忧虑”。《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2辑第18卷上册第339-341页。

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指多夫斯基，借此于1911年7月1日是向驻北京俄使廓索维慈建议：俄国出面干预，“给予蒙人庇护”，否则俄国将会“丧失我国目前在该地所享有之崇高威信和好感”，更严重的是“另一大国（指中国）将会出现于蒙古，并取代我国在蒙古之地位”。于是，俄国政府乃开始支持外蒙古脱离中国运动，企图摧毁中央与蒙古的主属关系。在库伦举行的王公会议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并敷衍应对清廷新政。7月28日，活佛哲布尊丹巴将此事通知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并于翌日派遣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哲布尊丹巴助手金库员司车林齐密特等偕五名随员，秘密前往俄都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援助和庇护。

8月15日外蒙古代表团抵达彼得堡，受到俄国官方款待。8月17日，俄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郭可华慈（时任财政部长—笔者注）在紧急会议上，主张利用此次外蒙古代表团访俄之机，与其谈判，并“设法使此事符合我国愿望。在此种状况下，此事或许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中，能使我们得到好处。”换句话说，俄国的策略是企图利用蒙案危机，先与外蒙古代表谈判，造成既成事实后，再与中国谈判，逼迫中国承认。同时采取：“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认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古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古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由此可知，俄国当时支持外蒙古独立运动的程度是有限的，且不能脱离与中国宗主关系，俄国仅以外交调停的方式支持外蒙古独立，展开对华交涉；虽不与中国武力冲突，但承诺军援外蒙古。

根据上述方针，俄国一面照会中国，表示俄与喀尔喀为邻，在该地有巨大贸易利益，视中国在外蒙古“破坏边界安宁”的新政所引起的骚乱为“是敌视俄国之行动”。一面对抵达圣彼得堡的外蒙古代表团承诺俄国将支持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并假借保护领署卫队之名，立即派遣2个连的哥萨克部队带机枪进驻库伦。8月28日，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表示：“俄国对于中国在蒙所采手段，不能淡然置之；盖此项手段，有危蒙古地方现状，摇动邻居友好关系，故也”。外务部照复表示：“中国在蒙所采手段，实未妨害俄国利害；并尝饬令库伦方面中国办事大臣，勿用压迫方法”。对于俄国的照会，清朝外务部左侍郎胡惟德再于9月7日口头答复：“中国对蒙古新政之目的，在于改善这一十分落后地区之内部状况。垦殖是在空闲土地上，于蒙无害；驻军乃为有效施政，防止骚乱，安定蒙古，于俄有利。并进一步指出蒙古问题乃纯属中国之内政，与中俄友谊有何关系”。俄国再次向中国表示：喀尔喀的纷扰，可通波及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臣民的独立意响，“这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中国政府注意我国之意见书。倘中国政府不愿听我国劝告，则它要对自己之行动后果负责”。

七．武昌起义却点燃外蒙古独立，清廷全面妥协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日益壮大，满清统治频临崩溃。俄国政府态度遂逐渐强硬，乃命令廓索维慈，“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解决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固定下来。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文件尽量使蒙古现行制度不受侵害”。“将来再以此书面保证，作为日后干涉外蒙古事务的张本”。为此，廓索维慈乃向中国外交部递送备忘录，称：“中国政府在北京及通过中国代办在圣彼得堡对蒙古问题所作口头保证，帝国政府已饬令俄国驻库伦领署向哲布尊丹巴及王公宣布，中国政府业已通过明智决定，缓办蒙古新政，并补充说，中国对被派圣彼得堡之代表团成员及其亲属不会进行任何迫害或惩治。倘现在中国政府对此项声明不提出任何异议，则此项声明将被视为解决问题之准则”。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6，7，10号文书。

俄国为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乃派马步队800余名援助蒙古，于1911年10月初先进驰抵库伦。同时，由驻库伦俄国领事馆协调，曾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倾向独立的蒙古王公们在俄国的支持下，开始跃跃欲试。而此时内外交困的清廷，在俄国的威吓下，毫无作为。很快，辛亥革命的胜利号角，却点燃“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索。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81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也影响了外蒙古局势，再加上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趁机向他们保证：“我国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再透过使署私人劝告，“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使蒙古王公“独立愿望更加坚定起来”。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号文书。

1911年11月30日，外蒙王公及上层喇嘛在俄国队支持下，向库伦大臣三多宣布蒙古独立，并下达驱逐令：“刻本蒙古已定宗旨，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我佛为哲布尊皇帝，不日诹吉登极。……请贵大臣，明日即使带同文武官员兵丁等出境”。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更在当晚七时降谕，首先痛责其主国清朝，称：“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然后，即宣布外蒙古独立，称：“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现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于是檄告内外蒙古各盟旗，称：“满汉之现象如此，亦满洲之不德所致也。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护我黄教”。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1篇，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1页。

与此同时，外蒙古派使节赴俄，请求俄国派兵保护。12月1日，俄军1000余名。在俄军主导下，5000余装备俄式武器的俄蒙联军，包围库伦大臣衙门，并往中国防营勒缴枪械子弹。当时，库伦大臣三多所率军队仅130名。同日，哲布尊丹巴发表告民众书，即所谓《独立宣言》，公然宣布“蒙古为独立国，成立新政府并赋于自行处理本国事务而不受他人约束的权力”。3日，独立政权建立。代表清朝在外蒙古主权的库伦大臣三多于1911年12月4日在哥萨克兵保护下离开库伦，经恰克图返国。不久留驻外蒙古的少数清军也随之撤回国。

清廷为解决外蒙古独立事件，先将三多革职后。令发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桂芬为查办大臣，前往库伦宣慰，但为俄军所阻 ，未能到位。

1911年12月28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登极称帝，着龙袍黄冠，自称喀尔喀皇帝。又定帝号为额真汗，年号为共戴，国号为大蒙古国。定库伦为都，以二达喇嘛东齐林密特为内阁总理，三音诺颜为副总理，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除内务大臣由总理暂兼外，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交大臣，图盟长察克都尔杞布为财政大臣。达赖郡王棍布苏伦为兵部大臣，那木萨赖为刑部大臣。俄国政府则在军援为“建国”贺礼。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并押解清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出境。同年8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及其官员亦被驱逐。

不过，俄国总理大臣郭可华慈对“库伦政府”评价甚低。他称：外蒙古“乃系一种既无政府，又无财政，更无司法之地。其中并极简单之国家组织，亦复无之。实际上，只有一块土地，只有一个游牧民族；所有政府一切组织，现在尚在待创之列”。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85-187页。

《俄蒙协约》签订（来源网络）

八．外蒙古沦为俄国殖民地

所谓“大蒙古”国虽宣告独立，但在国际上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 ，其中就包括俄国。1912年1月11日俄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俄国政府并无干涉清国国内事变之意，亦无侵略蒙古之野心”，同时要挟：“倘若蒙古与清国断绝关系，俄国政府即不得不同蒙古政府开展事务关系”，这为俄国与外蒙古签订条约做了铺垫。在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缔结《俄蒙协约》中明文表示仅承认外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具有“自治”之地位，并未承认其作为独立国的国际地位。其后，俄国急于与中国订立《中俄蒙协约》者，盖以外蒙非国际法之主体，所订条约没有（宗）主国之承认，不得有效之故。

1911年冬，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于回国时，受俄国外交部之命赴蒙议约。1912年9月，他由圣彼得堡出发，密赴库伦。10月6日，在俄领事馆与蒙古王公，总理大臣三音诺颜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亲王，内务大臣大（达）喇嘛等举行会议。席上，双方曾就蒙古人领域问题和统独问题，发生争议。首先，廓索维慈表示，俄蒙若能“结一条约”，当更易使俄国“赞助蒙古自治”。对此，达大（达）喇嘛强调蒙古追求独立而不是自治，目的在于合内外蒙古“并为一家”。于是，廓索维慈乃就领域与独立问题展开答辩，称：“余奉命谈判者，只是关于外蒙或喀尔喀问题。至于内蒙问题，则尚不能提及”。可见，外蒙古独立后不足1年。其分裂势力就企图侵略中国内蒙古，但当时俄国政府明确表态只支持其“自治”而不是独立，更不支持其“合内外蒙古”的目的。[苏联]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中国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33页，第61-62页。

在第二次会议席上，廓索维慈即依据此项训领，断然表示：“俄国不能接受”外蒙古所提方案。于是，廓索维慈与三音诺颜分别代表俄蒙，双方展开论争。关于外蒙古独立上，俄主张“在中国宗主权下，外蒙自治”，外蒙古再次强调所追求的并不是自治，而是真正的独立。因此，主张“即时而完全的脱离中国独立”。在蒙古“统一”上，俄方则主张“限于喀尔喀四盟”，蒙方认为不仅联合喀尔喀而已，而且应该“联合全蒙”。在廓索维慈的解读下，认为联合全蒙，可能涵盖俄境布里亚特蒙古，这反而影响俄国的利益。因此，警告外蒙古代表：“如欲联合全蒙，则不但将与中国开战，并将与俄国开战”。在谈判僵局时，俄国外交部给廓索维慈发来电报称“乌丁斯克军团现已准备遣一炮队，前往库伦以及乌里雅苏台地方”。责令廓索维慈“利用此种机会，以使蒙人接受我们条件”。

面对俄国的武力威胁，外蒙古为尽快建国。采取以“国家利权”换取“俄蒙条约”的做法，同时索取“建国资金”，就在签字前夕，外蒙古王公请求俄国“贷与蒙古政府200万卢布，以关税矿税为抵押”。廓索维慈痛应允，“颇使彼得欣然色喜”。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俄国政府要求条约必须由僧俗共同承担，因此《俄蒙协约》并未依照国际惯例，由宣布独立的“蒙古政府”来签字，而由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各王公共同签字。

所谓《俄蒙协约》，第一条规定蒙古政府的自治，并接受俄国的扶助即保护；反之，本为主国和中国，在蒙不但无权驻兵，也不能移民。第二条则规定俄国在蒙所创造的权利，根据附约的规定来看，在实质上外蒙古已沦为俄国的殖民地。第三条主要着眼于保护俄国在蒙即得利益，同时既可预防中国势力在蒙“复活”，也可防止其他列强势力渗透外蒙古。另外，其于上述第一条的规定，外蒙古与俄国得续订练兵条约，以规定俄国“扶助”外蒙古练兵；基于第一条规定，俄蒙政府得续订商务专条（又称《通商章程》），以确立俄国在蒙的经济权益。此外，俄国来掠夺外蒙古矿产资源还订有开矿条约。张启雄《全蒙统一运动—喀尔喀独立的另类观点》，中国台北2001年版第13-17页。

综上，外蒙古所谓独立和俄国称的“自治”，实际只是沦为俄国的殖民地。更独占对蒙经济利益，并被纳入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圈，在《商务专约》第一条就规定，俄人出入外蒙古无须取得任何蒙方证照，即可自由出入，轻则可从事各项殖民营利行为，重则可从事各项损人利已的国家行为，而该国政府对些亦无必然的管辖权。再第二条规定，俄人可行免税输出入货物，贸易经商，贩卖各国货物的行动，说白点，就是俄国人在外蒙古可享有关税，贸易税豁免权，这等于整个外蒙古的经济，产业完全被俄国控制。还有第三，第四条规定，俄国银行可在外蒙古办理抵押贷款，这使得俄国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方面独占外蒙古的土地，矿山，森林等资源。而这些均是主权象征的重要部分。另第五条规定，俄蒙在产业竞争上，外蒙古政府不得设定专卖权，还要拨土地供俄人建厂，开店，屋舍，开垦，耕种等等。再加上俄人在蒙有内河航行权，因需要得建筑桥梁渡口，利用外蒙古台站，并得增设领事，甚至可以设立“贸易圈”，一切事务专归俄国领事或俄属各公司负责人管辖，俄国人遇有纷争，俄国领事得派员参与会审，会审可由俄方执行，这就形成了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

综上，《俄蒙协约》是彻头彻尾的殖民条约，外蒙古不但丧失经济权益，连主权也全面丧失，完全沦成俄国的殖民地。同时以外蒙古分裂作为筹码，胁迫中国中央政府，在已独占外蒙古权益的同时，扩大在华利益。但正因为俄国对外蒙古贪婪无度的榨取，为日后蒙古人反俄转向支持北京政府，撤销自治，回归祖国埋下了浮笔。